(上接第5版)随同孙宅巍一起前来考察认证的南京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拿出他收藏的一枚日军当年遗留的避孕套，问周粉英老人是否见过。一阵触摸后，周粉英肯定地说：“当年也是用的这个，每次被欺辱时都要用。”吴先斌说：“周大娘‘慰安妇’身份已被确认，日军当年对她的暴行毋庸置疑。”吴先斌同时指出，当时日军内部对士兵到慰安所发泄兽欲有详细规定，其中一项就是必须使用避孕套，以防传染性病。如有人不用，被发现后会遭到相当严厉的处罚。
5月9日上午，江苏南通瑞慈医院派专车将周粉英老人接至医院全面检查。该院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万宜新深为周粉英老人的勇敢所感动，对老人站出来公开身份、指证日军暴行的行为钦佩不已。他认为这样的“活证人”应该好好保护，所患病应该好好地得到治疗。该院妇产科主任医师王鸣鸣全程陪同老人辗转各科室检查。专家确诊，周粉英双目已无复明希望;盆腔内长有包子般大的一块肿瘤，肿瘤压迫膀胱，导致老人常年肚子涨，小便困难，所幸肿瘤为良性;此外老人还有较为严重的阴道炎，常使老人下身有“隐隐作痛”之感。医院为老人制定了一个较为详尽的治疗方案。
5月10日下午，周粉英家中来了一群从省城赶来的客人。他们是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副会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研究员一行。朱馆长在向周粉英送去慰问品和慰问金的同时，还破例向周粉英颁发了原本只面向南京市民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书》。周粉英也因此成为“第一例”外地幸存者，接受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的终身援助。朱馆长握着周粉英老人的手说：“老大妈，省领导非常关心你，全省历史学界反响很大，您很了不起!你获得这本证书，今后每月能得到一定数额的援助金，今后的医疗费用，协会也会给予援助。”
5月11日，依据周粉英老人申请，如皋市公证处公证员钱军华、朱华，拍摄人员蔡家华，《扬子晚报》社记者缪礼延一行四人来到周粉英家中，对周粉英“慰安妇”身份及她对侵华日军在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镇设立“慰安所”的陈述进行了证据保全。公证员制作了《公证书》、《谈话笔录》，进行了全程录像，并制作了两碟光盘。周粉英在确认《谈话笔录》无误后，郑重地捺上了指印。
周粉英的不幸牵动着人们的心。短短几个月，社会各界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爱的暖流滋润着她的心田。吉林省文联、如皋市司法局、如皋市妇联、如皋市白蒲镇红十字会、如皋市白蒲镇蒲西小学在向老人捐款的同时，对老人的义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8月中旬，当姜伟勋收到北京市一位署名为杨丽华的女士汇来200元钱时，他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是的，一个生在祖国首都的北京人，能把自己挣来的辛苦钱汇给数千里之外的普通农民家庭，怎么能叫他不激动呢?他当即抓起一支秃笔，写了一份歪歪斜斜的回信，千言万语凝成一句话：“谢谢!谢谢!谢谢所有关心我们的好心人。祝好心人一生平安!我会照顾好母亲的!”
艰难取证
社会各界的关心呵护，让周粉英老人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安慰。然而日军带给她的肉体伤害和心灵创伤是永远抹不去的。“鬼子糟蹋我，就这样算了?还有没有论理的地方?最起码要向我赔礼道歉呀!”2007年5月下旬的那几天，周粉英老人不时地唠叨着这个话题。
母亲的不幸刺痛了姜伟勋的心，那段时间，他心里像压了块石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经去如皋市司法局咨询，姜伟勋得知，按照《国际法》惯用的“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可以收集相关证据，委托律师状告日本政府，要求侵略者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一个闷热的夜晚，姜伟勋陪着母亲在自家门前纳凉，母子俩窃窃私语。
“勋儿，话是说出去了，以后咋办哩?”母亲试探着问儿子。
“妈，你还不知道儿子的脾气，宁断不弯呀!”姜伟勋答。
“有种，我没白养你，那就去告鬼子呀!”周粉英显得有点兴奋。
“妈，我支持你!”姜伟勋攥着母亲的手说：“只要你能挺住，我背你去取证，背你上法庭!”
6月12日一大早，姜伟勋将母亲背上一辆租来的人力三轮车，母子俩走上了艰难的取证之路。“勋儿，先去镇上，找找当年的‘中兴旅社’，那是鬼子作恶的地方呀!”在母亲的指点下，他们先来到了白蒲镇。当年曾去过“慰安所”、已79岁的程老骞老汉，住蒲西村31组。在他的带领下，姜伟勋背起母亲走过狭窄的老街，在一处青砖院墙旁停下来。程老汉指着门牌为“史家巷1号”的住户说：“这个地方就是原来的‘中兴旅社’，当年日本人就在这里设的‘慰安所’，后来拆掉了建成了现在的房子。”得知周粉英母子寻找“慰安妇”旧址，居住在附近87岁的徐家珍老太作证：“日军闯入白蒲时，我刚满17岁。我家紧靠‘慰安所’，父母将我藏在家中，我不敢迈出门槛半步，才幸免没被鬼子发现。”邓成湾老人回忆：当年日军横行白蒲时，他还年幼。受鬼子胁迫，他曾和家人将稻草送到“慰安所”，供鬼子烧饭取暖用。他看见“慰安所”有十来间房子，每间房子都有一张大木床……姜伟勋一一记下证人证言，并请证人在证言上按上手印。
母亲被日军抓去时，当地或许有人看见，也许还有目击人健在，能找到这份证人证言材料至关重要。姜伟勋与母亲商量后，决定在当地寻找当时的现场目击人。然而，事过境迁，人海茫茫，取证极为困难。“妈，上车，总会有希望的!”姜伟勋将母亲背上车，车子颠簸在羊肠小道上。可是母子俩在白蒲镇大街小巷奔波10多天，还是杳无音信。正在母子俩一筹莫展时，有一天姜伟勋瞥见一位出售豆制品的农民蹬着三轮车，身背小型扩音喇叭沿街叫卖，吸引了不少人。他灵机一动，不妨试一试。接下来的日子，他载着母亲，背着扩音喇叭上路了。喇叭里一次次播放着“寻找69年前日军抓捕‘慰安妇’目击人”的寻人启事。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母子俩很快在白蒲镇附近找到了82岁的严锦春老人。
严老说：“我原来是周大姐的邻居，当年，我亲眼看见鬼子抓走了周大姐和她的小姑子……”于是由严锦春老人口述，姜伟勋又整理了一份现场目击人的证人证言材料。
7月2日，姜伟勋背着母亲来到如皋市党史办公室取证。当党史办党史科科长、民史学者李亚平目睹姜伟勋背着母亲跨过石阶走进大院时，连忙迎上前去，将老人搀进办公室。李亚平查阅史志后证实“如皋沦陷时间是1938年3月19日，日军当时有支驻军盘踞在白蒲镇，而周粉英老人回忆她当时和小姑被抓去作‘慰安妇’的时间是1938年3月23日，两者是吻合的。”此外，李亚平还向他们提供了当年日军在白蒲镇设立“慰安所”部分证据材料。母子俩连连致谢。
2007年7月7日是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周粉英与广西桂林的一位同样有着“慰安妇”经历的韦绍兰老人被新闻媒体用专车接到南京。那天，南京下着中雨，汽车奔驰在通往汤山的路上，下车后，姜伟勋背着母亲，韦绍兰在儿子的搀扶下趟过积满水的山路，走上十几级台阶，将一束鲜花摆放在去世不久的“慰安妇”雷桂英墓前。两位老人携手立愿：“妹妹，安息吧，你的愿望我们接着去做!”姜伟勋哽咽着请九泉之下的雷妈妈放心：“让日本人向受害者道歉，讨公道的斗争永不会停息。”在南京，姜伟勋与母亲详细询问了韦绍兰当年的受害情况，当韦绍兰含泪倾诉自己被拍裸体照、摘阴毛、强迫口淫等细节与周粉英的遭遇基本一致时，姜伟勋快速揿下录音键，取得了这份难得的“佐证”材料。
7月7日同一天，上海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又多了一幅《前赴后继》油画。画面上，周粉英老人坐在椅子上，仰面朝天，一脸悲怆，两手紧紧地抱着逝去的雷桂英遗像。画的右侧是两行小字：“四月尾南京慰安妇唯一活人证雷桂英病逝，受此感动，如皋九旬老人周粉英勇敢地站起来……”等字。资料馆负责人介绍，这是著名油画家刘大鸿的作品，很有意义。
2007年12月，吉林省著名作家曹保明依据周粉英口述而撰写的《慰安妇考察手记》一书，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10万字，配图片77张。周粉英的血泪控诉，震撼人心，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令人发指。此书成为记录日军侵华史的警示性的难得读本。
周粉英母子历时两年多，四处奔波，历尽艰辛，收集了数十份证据材料，并且众多证据材料已形成严密的证据锁链。2009年6月上旬，周粉英母子向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提出申请：一、委托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法律顾问朱妙春主任律师接手周粉英的日本索赔诉讼;二、从法律意义上授权周粉英后人今后可以代表老人进行申诉的权利;三、日本法院开庭时，受周粉英委托，姜伟勋可以到庭作证;四、向受委托律师递交相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及证据保全材料。岂料，两个月后，周粉英因一场重病不幸离开了人间。弥留之际，她拉住姜伟勋的手说：“我走了，你要为我讨个说法，我死才瞑目呀”。姜伟勋哭得死去活来，他不住地点头：“娘，你安心走吧，儿子会为你讨回公道的!”接下来的日子，姜伟勋四处奔波，又收集充实了不少证据材料……
自2007年周粉英披露慰安妇身份以来，南通电视台、江苏卫视、东方卫视、中央电视台、新华社、英国路透社、日本《东京新闻》等数十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台北“国际妇女救援基金福利会”、中共如皋市市委、市人民政府、市妇联等部门和单位对周粉英一家深表关切，纷纷上慰问，送去温暖。
2014年2月12日，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出席在韩国国会议员会馆举行的演讲会时，真诚地向慰安妇深鞠躬表示歉意，并对日军慰安妇问题表示：日本犯下了亵渎女性尊严的严重罪行，日本必须解决慰安妇问题。他强调，目前不少日本人就慰安妇问题大放厥词，实在让人羞愧。但也有不少日本国民已认识到日本在此问题上犯了错误……
2016年初夏，姜伟勋即与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取得联系。苏教授表示，近期他将随同律师赶赴姜伟勋家中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鞠九江 ）